第15章 第40章 读《静静的顿河》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读过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老实人的遭遇》，被他独特的反思战争的表现手法所震撼，之后一直准备读他的《静静的顿河》。可是骨子里的懒惰和对文学的懈怠阻碍了这个计划，使得我与这部不朽的作品相识相知，整整迟了三十年。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迟读也有迟读的好处。如果三十年过去了，它经不起岁月的冲洗，“史诗”变成了臭狗屎，我避免了一次精神污染，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今天看来，它并没有随着苏联的垮台而瓦解，仍然是一部光芒四射的名著，正说明了作者的胆识，只能增加我对作者的崇拜感。2010年暑假，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四部八卷的《静静的顿河》，脑子里闪现的关键词是：伟大。

        肖洛霍夫1905年生于顿河维申斯卡镇，20来岁开始文学创作，23岁发表《静静的顿河》。在创作《静静的顿河》之前，他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的草原》。然而，他的这些小说的视角大多不是正面描写红军如何消灭白军的正剧，而是着重揭示了哥萨克内部因阶级冲突所造成的悲剧。我曾经读过他的一个叫《胎记》的短篇小说，大意是写一个哥萨克的红军骑兵连长尼科尔卡，在一次追捕匪徒的战斗中，被埋伏的匪徒头目阿塔曼打了一枪，尼科尔卡从马上摔下来后，阿塔曼从他腿上的胎记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儿子，他痛不欲生，于是饮弹自尽。小说写的是顿河哥萨克暴动的故事，全篇笼罩着一种悲剧气氛，读后让人深深感觉到了战争的残酷。与短篇小说一样，《静静的顿河》仍是一部悲剧作品。作品发表后，苏联朝野上下尤其是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同时也引起了巨大争议。有的人说：小说对红军消灭白军的描写不够。而肖洛霍夫则直言：我的小说本来就不是写红军消灭白军的斗争，而是写白军如何消灭红军的斗争。通过这种写法，来表现作品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走向困境的悲剧。他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在国内战争中，先后两次参加红军、三次卷入白军，10年间，他彷徨于两个阵营之间，力图寻找一条既不反对白军也不反对红军的而能维护哥萨克利益的第三条道路，结果他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再破灭。作品以麦列霍夫家庭的遭遇作为小说的结构基础，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为中心线索，以1912年至1922年间发生的两场战争、两次革命为背景，深刻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哥萨克这个军事部落的巨大变化。这种与大多数作家正面写红军写革命的手法格格不入，可见肖洛霍夫的视角是多么的独特和大胆。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有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看其作品是否以时代变迁、民族风貌为着笔点，书写民族的风俗史、国家的斗争史及个人的心路历程。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正好描绘出了顿河地区哥萨克风起云涌的革命，殊异的人物风情，血腥残忍的战争，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葛利高里复杂多变的心路历程。然而，真正使人动容的是，肖洛霍夫的忠于史实、坚持真理的葛利高里式的倔强性格。《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问世后，争议不断：支持者叫好，反对者嗤之以鼻，指责肖洛霍夫是“站在白军立场上”的资产阶级作家。以至于小说第三部在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奇主办的《十月》杂志上发表时遭遇停止刊登的命运。原来，小说真实地揭露了当时顿河地区哥萨克暴动的真正原因：一是当时顿河地区共产党委员会把哥萨克中农阶层也当做上层剥削者予以打击，扩大了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面；二是所谓“分化顿河”的冒险政策。当哥萨克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参加和平劳动和参加红军，不但得不到生命安全的保证，相反则受到每个团的革命军事法庭的镇压。面对敌人的拨弄是非和自己营垒的诘问和不理解，倔强的肖洛霍夫不得不为自己申辩：一方面向广大读者阐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一方面寻求斯大林的支持，拿出当时顿河地区布尔什维克所谓“分化顿河”的材料和证据，大义凛然地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第三部终于恢复刊登。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不禁为严峻冷酷的铁腕人物斯大林而感到惊讶，同时也为这个葛利高里式倔强性格的肖洛霍夫捏了一把冷汗。

        有评论家认为，文学因作家的良知而伟大。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肖洛霍夫正是这样一位坚持自己良知的作家。肖洛霍夫之所以以悲剧的视角写出葛利高里悲剧性的命运，是因为肖洛霍夫在顿河参加革命时目睹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肖洛霍夫17岁时曾当过粮食检查员，常常要到农民家去检查粮食。而当时的边疆区领导背离党的政策，加重农民负担。而肖洛霍夫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甚至下田丈量农民的土地面积，提出实事求是的粮税征收指标，结果受到边疆区革命法庭对他的审判，几乎遭到被枪决的命运；当边疆区领导利用肃反报复肖洛霍夫时，他则奋起反击，向苏联最高领导人申诉。肖洛霍夫把这些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式境遇，写入小说，这正是从作家的道德良知出发的。正因为他从良知出发，写出的小说才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从而使作品迈入世界闻名的史诗行列。作品问世后，为苏联共产党如何认识哥萨克这个骁勇善战酷爱自由的特殊群体；为当时的国际共运如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如何对待中农阶层从而制定工农联盟政策等问题，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如果肖洛霍夫违背自己的良知，那么《静静的顿河》将是另外一个模样。

        在读《静静的顿河》的时候，我始终为葛利高里的命运所纠结：当葛利高里参加红军后，为之高兴；当葛利高里参加白军后，为之惋惜。我多么希望肖洛霍夫把葛利高里塑造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肖洛霍夫偏偏不这样做。我甚至也质疑过作家的创作立场。当我明白了革命年代顿河哥萨克悲剧性历史、肖洛霍夫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坎坷命运（一次是1920年在武装征粮队工作时，与马赫诺匪帮的战斗中被俘，差点被枪杀；另一次是1921年因降低农民的纳税指标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一位作家忠于生活、忠于自己的良知之后，也就明白了《静静的顿河》只能沿着真实的历史轨迹前行的道理。

        最后想说的是，《静静的顿河》“因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少中国文坛有一种说法，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授予谁的作品获得诺奖时是有政治偏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把这个奖授给这个红军出身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呢？这一点我目前还没有想明白。

        201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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