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47章 读新世纪获奖短篇小说记

今年春节刚过，我突然心血来潮，开始阅读新世纪获奖短篇小说。读完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当代短篇小说以日常生活为根本的写作资源，从社会良知和人的本位出发，紧贴现实生活，近距离地描摹身边的人和事以及社会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变迁，取得了令人惊喜的进步。

        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短篇小说创作曾有一个高峰的。那时作家的新作，一般着眼于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等重大题材和宏大命题，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王蒙的《说客盈门》等，一问世就受到国人的注目。如今文化消费多元，那种风光可能不再，但不等于如今没有高质量的短篇小说了。恰恰相反，新世纪10年来（2000年至2009年）的短篇小说，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层面剥离，从过度地为政治服务中抽身，着重取材日常生活，写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与命运，更让人感受到了人间烟火，从而体味接触地气的亲近感和震撼人心的审美意义。

        关注底层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揭示他们的精神世界，表达作家对底层百姓的悲悯关怀，可以说这是新世纪短篇小说的重要特点。这类作品可细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直接描写底层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如刘玉栋《幸福的一天》（2004年）、铁凝的《逃跑》（2003年），就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幸福的一天》，写的是每天到城里卖菜的农民马全生命中最后一天的生活。马全为了赚钱，凌晨4点就起床进城批发蔬菜。没想到半路翻车，竟灵魂出窍，进城享乐了一天，如像城里的人那样早餐，穿新衣裳、洗澡、理发、请小姐按摩等，一直到了晚上才回家。回家一看，发现自己躺在盖着被单的铺板上。作品通过主人公之死和灵魂出窍神游进城的故事，叙述了每天出没于城乡之间的新一代农民所谓幸福的内涵，就是金钱、女人和性。按说，马全的要求并不高，只是他所追求的物质享受和生命趣味却是城里见不得人的地方。让我们看到了当今底层农民一方面为生活所迫起早贪黑的挣扎，一方面受到都市文明负面价值的腐蚀。《逃跑》写的是灵腔剧团门房的临时工老宋。由于老宋的勤快和乐于助人，剧团的人都喜欢他。他和团里的老夏成了好友。老宋在传达室一干就是二十年。可是，有一天，老宋腿肿了，淌着浓血。老夏送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为了保腿，急需一万五千块做手术。这个数目对老宋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老宋很沮丧,对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老夏决定张贴告示,用募招的方式来筹集手术资金。老宋平时的为人加上老夏的四处奔波,为老宋筹集了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一块人民币。当老夏把钱送到老宋的手里时,老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那是老宋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钱。第二天,老夏发现传达室空无一人,老宋不知去向。老夏赶到医院,医生说,那个病人来过,问那条病腿不做手术行不行,医生说不做手术就只有截肢,截肢只需两三千就够,那病人听完就走了。老宋的“逃跑”失踪，在剧团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老夏专程去老宋的家乡,在一家旅游商店里终于看见了拄着双拐的老宋。见他空着的裤腿,老夏顿时涌起了一阵酸涩。小说展示了底层民众生存的困窘、无奈与人格的自尊，表现了作者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关怀。

        一个是揭示底层百姓的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的，如闫连科的《小安的新闻》（2009年）、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2007年）。《小安的新闻》写的是青年农民为了在乡电视台上新闻不惜冒险制造新闻导致不幸死亡的故事。小安爷爷死后，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自由人，可以用爷爷留下的五千块钱买电视机。此后，小安常常看到乡里有人上电视节目，他也萌生了上新闻的愿望。好几次他报了自己的新闻，因为太平淡而未果。最后决定制造新闻：从村里最高的树上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个故事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底层百姓如何拥有自己的的精神生活，他们同样与文化人一样，渴望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写的是处于城市边缘、缺乏资本又向往婚姻的两个年轻人，在“临时”的关系中如何“性”爱。相同的为生计奔波的境遇，使他们产生性爱与浪漫，但很难说是爱；物质时代生存逻辑，彻底吞噬了他俩之间的浪漫。贫穷导致这两个没有任何物质保障的城市外来者理智地从容地分手。表现了当今生活在底层的年轻人的一种“新伦理”。

        描摹城乡两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既展示了都市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批判了都市文明中的丑陋现象对人的异化与损害。这是新世纪短篇小说的又一特点。我曾经有过感叹，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欧美国家不乏都市题材的小说，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则盛产乡土小说，特别是新文学，除了有一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外，鲜有都市小说。自从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情况就有了改变，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或者说反映城乡两种文明碰撞题材的小说多了起来。这个文学现象也表明着一个事实：中国正在由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型。也正是这个转型，两种文明的碰撞，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习惯和心理变化是剧烈的，这为作家反映和表现这个变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范小青的《城乡简史》（2005年）和王祥夫的《上边》（2002年），就是此类作品的佳作。起初，我看到《城乡简史》这篇小说的题目，就为作者捏了一把汗。如果以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来叙述城乡简史，是何等的难啊。但读完之后，深为作者举重若轻的构思和以短篇完成宏大叙事的能力而惊叹。小说首先着笔写的是市民自清的一册家庭账本误当作为书籍捐给了希望小学，被甘肃农村小学生王小才抽号抽到了。账本中记载的475元钱一瓶的“香薰精油”引起王小才父亲王才的关注，他们一家人都想象不出这个“种一年地也种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由此激发起王才进的欲望：“去城里生活，他决定要做城里人了。”王才来到自清的城市，戏剧般地租住进了自清小区的车棚，他们虽然靠收旧货过日子，但却幸福异常。小说不仅形象地揭示了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而且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展示出了不同阶层文化上的隔膜。小说构思精巧，以一册账本为线索，从城到乡，再从乡进城，是一次圆型叙事，当账本周游一圈再回到城市时，人物的命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其说是城乡简史，不如说是城乡两种人的心灵变化史。从城乡生活的差异，我们可看到都市文明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城乡简史的关注都市暖色相反，王祥夫的《上边》却歌颂了传统的乡村文明和乡村情感。小说写的是一对农民夫妇等来了远在城市工作的儿子。农民夫妇住在山上边，而城市却在山下边。儿子回乡，准确地说是养子回乡。帮年迈的养父母修补屋顶。父母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母亲围着儿子忙前忙后寸步不离；父亲下山买鸡、送儿子上车。作家通过这些并无多少对话的平淡的故事，却细腻地朴实无华地写出了被现代生活遗忘的或者说因生存竞争而顾不上的母子情父子情，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友谊、劳动等价值的闪光。

        然而，新世纪的短篇小说更多的是从不同角度揭露都市文明的阴暗面对人的损害，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意识。这类作品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对都市中包二奶现象的批判：如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2003年）、邵丽的《明惠的圣诞》（2005年）。《大老郑的女人》写的是小城一个来自福建莆田的生意人大老郑，包养了一个乡下女人。这个女人谎称是离了婚的人，其实是专做外地人生意的暗娼。当这个女人的乡下男人找上门来寻找她时，房东才明白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大老郑只好带着女人走了。作家借助房东家孩子的眼光，叙述了都市小城生活中的事件与传统道德的冲突，用一种善意与宽容来表现大老郑生活中出现的这个女人的特殊身份，含蓄地描写了这个小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风习演变，细致地刻画了这一过程中的人情世故。《明惠的圣诞》写的是一个高中毕业未考取大学的年青人明惠进城沉沦自杀的故事。明惠进城后，更名圆圆，做了按摩女。想的就是攒钱，在她看来，只有拥有了钱，她才可以买房、生存，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她要“走出自己的村子”：“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我圆圆要做城里人的妈！”结果，她被弃政从商的李羊群包养之后，似乎实现了她的梦想。但是，圆圆很快发现，李羊群并不把她作为主妇。圣诞夜李羊群与同学、朋友的聚会终于使圆圆明白，她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圆圆自杀了。

        另一种是对金钱日益主宰社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担忧：如卢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车》（2004年）、张楚的《长发》（2004年）等。《狗小的自行车》写的是一对城市夫妻与一对打工夫妇之间亲情与金钱和物质较量的故事，发人深省。小说从打工夫妇狗小丢失自行车写起。狗小在找寻自行车的过程中，遇到出租车司机海天。海天误把找自行车的狗小当成了自己走失多年儿子小天。于是，海天就找打工夫妇归还儿子。起初，打工夫妇是坚决不从。有一天，狗小的父亲被摩托车轧伤了腿，需要四万元的手术费。出于无奈，打工夫妇终于把亲生儿子“归还”了海天。海天已经离婚多年的妻子也因此重归于好。故事的一切都在围绕着亲情展开，却又时时纠缠着都市物质的欲念，一辆自行车的被窃与寻找，居然引发了一次次亲情与物欲的较量。寻子与让子的天平最终全让金钱和物质左右了。转让了儿子，狗小的父亲终于没有残疾，而狗小终于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这两对父母，其实后来双方都明白了狗小不是小天的真相后，但各自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也不明说而将错就错。小说虽以喜剧结束，但给读者却留下悲哀的一击。让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长发》写的是一个叫王小丽的姑娘，为了给男友小孟买摩托车而获得他的爱情不惜卖掉自己的长发。然而，被那个收购头发的南方人借机强暴了她。为了500元钱，她忍受着小孟与前妻私通和南方人强暴的身心双重折磨，这既是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对金钱日益主宰社会对人伤害的反思。

        捕捉人性的的深刻变化，揭示了现代社会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原因。也是新世纪短篇小说的特点之一。纵观写人性的作品，大致也有三种情形：

        一种是讴歌人性光辉的，如乔叶的《取暖》（2005年）、刘庆邦的《八月十五的月儿圆》（2007年）。从个人爱好来讲，我比较喜欢《取暖》这种比较温暖的作品。作品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出狱回家过年住在旅店的故事。这个年轻人上大学期间，有一天晚上在公园里与一个醉酒的女人媾合而犯强奸罪，被判刑六年。出狱后，家里人觉得他给家里人丢了脸，拒绝他在家过年。他只好于年三十漫无目标的到小镇上去住宿。在镇上，他又冷又饿，终于找到一个带着孩子生活的妇女的旅店。这让刑满的他生出非分之想。后来，他知道这个妇女曾经受到过强暴，而丈夫为了复仇致人伤残以致入狱，而她早就看出他的来历，却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大年夜留宿了他，给了他理解与温暖。这个年轻人为自己的非分之想感到羞愧。小说细致地描绘了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特别是对那位年轻妇女的刻画，她的善良、隐忍、细密和善解人意，使那充满本能欲望与搏杀的世界立刻安静下来，温暖起来。《八月十五的月儿圆》讲述的，是乡下的妻子苦苦期盼多年不归的丈夫李春和回家过节，而在城里发迹的丈夫却公然带回了他与二奶的儿子。面对二奶的儿子，妻子却能平静地对待，二奶的儿子与自己的女儿发生矛盾，她总是劝说自己的女儿，为丈夫做他喜欢吃的扣肉和疙瘩汤。然而最后，妻子拒绝丈夫给的钱，选择了与丈夫离婚。小说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叙述，揭示了在当前市场经济社会里，一批新贵阶层随着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提升，已经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开始对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发出挑衅和冲击的社会现象。而在丈夫这种强势的挑衅下，作为弱者的妻子却平静地选择了离婚，给这种现象予以了有力的一击，表现了中国妇女自重自爱的高贵人格和人性。

        第二种是写人性的复苏与觉醒的，如叶弥的《蔡东的狩猎》（2009年）、潘向黎的《白水青菜》（2004年）。《蔡东的狩猎》写的的是一个高官的儿子蔡东带着情人小梅在青云岛打猎的故事。这个蔡东给小梅父母和家人都买了房子、给叔叔们安排了工作，给她买高档衣服。小梅原本对蔡东是言听计从的。可是当她在大道观遇到青梅竹马的伙伴后，她态度变了。在青云岛，她终于忍受不了蔡东对她颐指气使，喝斥她、用枪托打她、命她跳进湖里打捞被他打落的野鸡。于是脱光了衣服，跳下湖，直接到了大道观，找寻她的心爱的人去了。小梅在金钱与女性尊严之间，她的主体意识觉醒了，她选择了人的尊严，摆脱了蔡东对她的猎杀。《白水青菜》取材的是都市当代生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事业有成，妻子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每日里为他煲表面平常但却是各种配料熬成的汤，可是男主人公却经不住诱惑坠入了婚外情。当男主人公的情人嘟嘟上门向他妻子取经做白水青菜汤时，妻子明白了老公的真相。于是，从此再不做全职太太了，决定从事烹饪老师去。妻子的行动表明，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物，只有拥有自己的事业，才有自己的尊严。

        第三种是写人性的的丑恶与扭曲的，如裘山山的《野草疯长》（2007年），把“爱”放在一种封闭的纯粹的情感交往中来考量。女主人公自以为找到了值得珍惜的真爱，如实向男友松林告白自己曾经同一位军人黑牛恋爱，还与一个叫姓赵的推销员有过婚史和有一个女儿的实情。开初，这个男人松林并不在意，令女主人公特别感动。可后来男人还是不辞而别了。作家以极为冷峻的笔触，揭示了一个当今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个物欲横流，价值失范的时代，所谓“爱”，早已成为一种肉体的交欢，蜕化为一种毫不负责的游戏，揭露了人性的丑恶。

        总之，新世纪优秀的短篇小说还有很多，有的写出了人情美，如刘庆邦的《鞋》（2000年）；有的写民俗美，如迟子建的《清水洗尘》（2000年），有的写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如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2001年）；有的是写小人物的自强之美，如迟子建的《采果浆的人》（2006年）、裘山山的《致爱丽丝》（2009年）；有的是写人性和社会风气及时代生活的变迁，如刘庆邦的《大活人》（2001年）、聂鑫森的《板寸头理发馆》、苏童的《拾婴记》（2006年）；还有的是写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的困境，如刘庆邦的《别让我再哭了》（2002年）、魏微的《异乡》（2004年）等等。简单点说，与1979年以来即新世纪前20年的小说相比，新世纪10年来的获奖小说更耐人寻味。

        201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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